最后，在刑罚的实施过程中，减刑、假释制度使得能以对人身最小的限制和伤害而取得最佳的效果，使公民的人身权利的到切实保障。
否则，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维稳陷阱。在一些人、包括政法机关的少数领导干部的心目中，加强法治就是加强政法，加强政法就是加强公安武警，加强公安武警就是加大整治、处罚、严打的力度。
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和国家公信的基础，如果这一基础被虚化，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任、对法治的期待，就会一落千丈。三要引导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相得益彰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4.效率价值 与秩序、公平正义和人权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26]再如，金斯伯格指出：正义观念的中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性权力。
3.从法律大国转型升级为法治强国 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243部、行政法规721部、地方性法规9200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如《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新浪微博、《中国报道》杂志社等11家媒体评选的中国公益诉讼十大案件中，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新案件：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诉深燃石油气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2012年山东东营市环保局诉企业非法排污案。
如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河南赵作海案、躲猫猫案、许霆案等等，呈现出来了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人们开始强烈质疑司法机关在人权保护上的公正性与追问司法行为自身的合法性。由于新闻是争夺眼球的行业，因而新闻媒体对于案件的报道，必然会以吸引更多的观（听）众注意力为目标。如2006年，成都市民张德军见义勇为，被犯罪嫌疑人起诉。法院的判决虽然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这时过境迁来看，正是这样一份判决，促进了全体中国人共同来讨论、选择或者确认中国人关于婚恋、家庭的应有价值观。
辽宁省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村主任、全国十大杰出村官、三农代言人毛丰美。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被维权者或者说是违法者、违约者、侵权者、犯罪者的主体身份十分复杂，这表明，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故意或者过失违法者，数量庞大。
上述维权行动者，他们首要的目的当然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此类行为客观上，都在一定意义上了促进全体中国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入的争论和反思，并且推动了很多法律制度的修改、废除或完善，促进人们的法律观念向法治方向更快地迈进。而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同时需要从本上进行思考。如法院认为，黄静获得国家赔偿案以及华硕公司提出的天价索赔案都属于维权过度。信访维权者希望通过不断的上访等方式，给地方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施加压力，使得纠纷能够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得以解决。
[12]非直接利益相关人指的是参与者和原本纠纷中维权者并不一定相识，原本与具体的矛盾纠纷和维权事件没有直接关系。（1）在互联网时代，司法的独立性、终局性虽然仍然是一个颠覆不破的准则，但司法审判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在部分意义上，最终却不得不面临公众的质疑和追问，接受互联网场域中公众的合法性审查。韦志明：《论作为事实性的习惯权利》，《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10}这也充分说明，国家机关尤其是劳动监察部门，对企业的日常监督不够，没有充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案件的发生。
2009年的黄静获得国家赔偿案、上海闵行区钓鱼执法案。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在当前以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规范行政行为，促进各级国家机关对司法判决的尊重，有效维护司法权威，才能够保障司法机关依法作出裁判，最终促进社会公众权利得以真正有效维护，也才可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来维护权利。
人们注意到，随着社会变革，信访的功能逐步由建国初期的参与监督功能逐步演变为以权利救济为主的功能。其三，推定权利或者说是道德权利。
这些权利属于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社会呼吁的权利主张，虽然在法律制度上，这些依然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威性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达形式。如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当选者中，用法律讨回公道的在京外地建筑民工，人数达到了500人，他们通过诉讼讨回了被拖欠3年、总额500万的工钱。2012年：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信宜紫金溃坝系列索赔案、西安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13]甘肃省执法检查组发现，土地违法表现形式已经由农民个人违法、个体企业违法、城市居民违法为主，转变为政府违法、企业法人违法、农村集体违法为主。[11]详细情况参见王秋实：《我国3家企业抄袭德国客车设计被判赔2116万》，http: //www. news. 163. com/0910121/03/505/c297S0001124J. html， 2013年5月30日。最为典型的是2006年成都市民张德军见义勇为被犯罪嫌疑人起诉案，这一案件颠覆了人们大脑中见义勇为人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的认识。
如性骚扰者、网络公司，还有案件偶发且罕见的侵权人如自助游中游客意外伤亡而导致的针对驴友的维权等。实践表明，政府相关制度的出台以及大力的监督、检查，有助于大大降低企业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如，2001年9月间，欧盟制定了针对中国打火机的贸易技术壁垒CR法案，被媒体称为民间第一团团长周大虎于2003年他带领温州市16家打火机企业打赢了跨国商战的洋官司。出现这一情形的重要原因在于，网络空间中的很多维权参与者，同时也往往是压根不明白事件真相的人，人们对于事件的争议，多限于新闻媒体的报道。
{4}如同性恋权利的不断表达以及不少学者从生物学等多角度的正当化证成。第四，新闻媒体成为了维权行动的积极行动者、见证者、参与者甚至是监督者，很多时候，新闻媒体成为了案件事实的建构者、司法裁断的影响者。
这也充分表明，法治正逐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慢慢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个人以及国家机关的行为方式。因此，要真正维护好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需要进一步在司法体制的改进与完善、司法队伍职业素养的提升、现代法律意识的普及等方面再下功夫。不过应当看到，法律文本意义上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并没有完全引起社会治理者，尤其是某些官员的重视。[8]再如2003-2012十年间曾三度当选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公益律师佟丽华，发起对日诉讼索赔的律师苏向祥，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8年多来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00多件的安徽巢湖市平民律师赵玉中，要求政府60个部门公开工资、福利、财政拨款、赞助费、办公费、招待费21项账目的沈阳律师温洪祥等等，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行使公民的监督权，维护着自己、他人或者社会、国家的各项权利。
[10]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二十一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环球城市制片公司、迪斯尼公司、派拉蒙电影公司分16案将北京世纪海宏商贸有限公司及其玉豪情音像经营部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云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而有学者提出了动物保护、动物福利等权利，并获得了不少社会认同，采用的也是类似的论证路径。2009人民网，http://society. people. com. cn/GB/10671404. html。
2009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首获健康证的雷闯、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者张宝艳、开胸验肺农民工张海超。当然，信访如何被纳入国家法治框架、如何被制度化、如何与国家的司法制度合理衔接，的确是一个难题。
谢晖：《民间规范与习惯权利》，《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14}借助信访渠道来解决问题的最大特色是，它可能启动行政特别救济程序，处理社会纠纷。这说明，广义上的侵权人、违法者的数量实际已经非常庞大、身份非常复杂。理论上来讲，司法机关只要在思想上能够高度重视、能够认真查清事实、严格适用法律、准确把握法律精神，严格依法判决，实现案件纠纷的有效化解，则在多数情形下，实现各种维权的目标，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劳动争议类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的比例占多数。参见《世界五大影视公司联手诉讼16起侵犯著作权案胜诉》，http: //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06-12/18/Content 5504055. htm， 2013年5月6日。
（6）单个案件受害人数众多的案件。2007正义网http: //www. jcrh. com/zhuanti/fzzt/fzrwtx/zxxx201010/t20101021_456886_9. html。
2005年：无锡150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行政不作为胜诉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广州毒酒案、百度网络下载侵权案、郝劲松索要购物发票案。其二，律师及法律工作者。
